过去这两年，我主持了一个叫做中国实验室的项目，就是安排我们麻省理工学院的MBA学生去给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做免费咨询。

中国在初期影响并不大，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受到牵连。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

中国尽管是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其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开放首先导致海外资金的流入，先是华侨资金，后期是西方资金。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高度一体化。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这次危机表明，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国际市场。

正如在生产过程，中国的高积累也对西方经济体正常运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西方并不买账。当时的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清楚，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因此，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已势在必然，且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公平、正义与效率谈到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不断拉大的问题和趋势时，人们常谈公平与效率问题，这实际上是个不甚确切的说法，并往往会造成一定的误识。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

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要讨论平等与效率的问题，有必要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另外，当人们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论平等问题时，显然是指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一种格局，即与各人和各阶层收入多寡以及与其他个人和阶层进行数量比较而言的一种均等状态，并实际上含有人们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同等份额的意思。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政府通过用某种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往往还会产生某种奥肯所见的那种漏桶现象（the leaked barrel effect）：在通过对富裕家庭征税来资助贫困家庭时，在转移支付过程总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总要花费某种行政成本等。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显然有违公平原则，也是非正义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

就此而言，与其强调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某种两难选择，或言平等有减损效率的一面，倒不如反过来说，因为社会收入的极度不平等会破坏效率，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做些文章，尽可能地做到机会均等，并使富人不能无限制的任意聚敛社会财富，并尽可能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的经济增长，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和长期效率。概言之，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深陷在市场中，不但着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直接参与、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这个词有时亦被翻译为公正。

因为，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公平与效率，更本就不矛盾。《福布斯》由此得出结论称，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

也许林行止先生今天还仍然能同意奥肯的这些论断？2008-7-27谨识于沪上复旦园本文《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0－41期第86－87页）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道理说来简单：只有达致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了，一个市场经济才会良序运作，才会在长时期中有效率。

但是，当人们谈到正义时，有更强的法学和伦理学中的价值判断的成份在其中，且较多地是指在制定和遵守规则方面以及在运用法律和决策程序以及过程上的公平。同样，效率与正义，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义，尤其是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是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则认为，林行止的改宗，只是表面，而实质则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者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他还认为，只有建立法治国家，让每个人在法律上实现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使人们感觉到社会更加公平。在金融市场中的内幕人交易，制造虚假信息，或如林行止所言的一些大的财团和金融机构利用手中的财力和市场力量来人为抬高和操控粮食与石油市场上的价格，也显然是非正义的，这当然也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

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林行止和香港媒体以及学界的这些言论，自然也会在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这是一个从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

其次，所谓公平，在英文中是fairness，其涵义是treating people equally without favouritism or discrimination。在另一方面，由于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如何花钱在实际上不受人大代表的制约，这就为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创造了极好的空间、机会和可能。

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其表现结果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实质的问题却是社会成员在财富创造和参与市场的机会上的实际上的不公平，因而，说到底，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问题，而是个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它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是the quality of being morally right, fair and reasonable。

如果说公平、正义均与效率完全兼容，那么，所谓的平等与效率两难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条件的。譬如，当人们谈到机会平等时，实际上是指权利平等，而不是指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多寡上的均等。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譬如，国内著名中青年学者秋风就认为，应该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格局中深入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

从辞义上来看，正义或公正，显然与公平相关，但二者显然又有些细微的区别。第三，人们所常说的正义，在英文中为justice。

中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也已接近2400多美元，在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2%。对于平等与效率这种两难冲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曾在196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平等与效率》中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毋庸讳言，在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的公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约束，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模糊，加上近十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率大都双倍于GDP的增长，以至于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财力越来越大。

理解了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关联与区别，我们就会知道，人们平时所言的公平与效率的说法，并不甚确切，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误识。很显然，在我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也会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二者之间，也不存在任何两难冲突（tradeoff）。另外，按照2007年11月1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07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榜的400位中国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

由此奥肯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首先，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常说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中的平等，在英文中为equality，其涵义为the state or quality being equal，而equal的含义比较明确：相等的，相同的、平等的。大陆媒体以及学界对林行止的一点偶然议论就有如此大的反响，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是到了认真思考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政治体制安排之间关系的时候了。

必须给市场以足够的活动范围，来让其完成其所能胜任的许多事情。从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过于强调资源的平等分享，收入分配以需求为基础，以及结果平等，从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太过份额均等，那么，可能就会产生人们参与市场分工和交易以及创业经营的激励不足的问题。